锦江烟水星桥渡，惜别愁攀江上树。
青青杨柳故乡遥，渺渺征人大荒去。
苏武匈奴十九年，谁传书札上林边。
北风胡马南枝鸟，肠断当筵蜀国弦。
译文
船儿停泊在，在烟波朦胧的锦江码头星桥旁边，朋友难舍我离去，惆怅地折柳相赠。
杨柳颜色仍绿，故乡却离我越来越遥远，前途茫茫的征人去往那荒凉之地了。
苏武被匈奴拘禁了十九年得以放还，又有谁从皇帝的身边为我带来赦免的诏书！
胡马越鸟尚且怀恋故士，自己此刻听着思乡之曲，又怎能不肠断心碎！
注释
锦津：指锦江发舟处，即望江楼附近，为刘善充对其送别处。
刘善充：作者友人，其事迹未详。
星桥：原成都西南西江上，又名“七星桥”。《华阳国志》：“（成都）西南两江有七桥。”杨雄《蜀记》：“星桥上应七星也，李冰所造。”
故乡遥：杨慎回云南贬所，故离故乡遥远。
征人：杨慎自指。大荒：指云南贬所。
苏武：西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不屈，被留十九年。十九年：此杨慎以苏武借指自己遭贬十九年。
“谁传”句：相传汉昭帝索求苏武不得，乃遗使者谓单于天子射雁上林中，得雁足帛书，言武等在泽，乃得放还。此处言“上林无书”，指自己还期渺茫，遭遇比苏武还坏。
“北风”句“：古诗有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之句，此处借喻自己遭遇还不如鸟兽。
蜀国弦：属乐府相和旧曲名。此指思乡之曲。
此诗前两句写叙别的地点，送行者的情谊；三四句写辞离故乡，远行边荒；五六句写感慨，借用苏武传札得归事，表达诗人对赦免的期待；最后两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，道出诗人无法排解、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。全诗一气呵成，浑成自然，且情真意切，凄婉动人。
“锦江烟水星桥渡，惜别愁攀江上树。”句道出刘善充为之置酒送行的地点和折柳赠别的情谊。“惜别”写内心感情，“愁攀”写外在动作。仔细传神，将诗人远行，朋友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矛盾与苦涩，形象地勾勒了出来。杨慎久戍荒域，暂假归家又当长别。临行之际，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。诗人不言自己的伤感，却写为之饯行的刘善充的情态，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。朋友相别，常常折柳赠送以祝平安：“上马不捉鞭，反折杨柳枝。跳座吹长笛，愁杀行客儿”（《折杨柳歌辞》），“伤见路旁杨柳青，一重折尽一重新，今年还折去年处，不送去年离别人”（施肩吾《折杨柳》）。此处虽亦是折柳送行，却不落俗套，读者既知所攀之树就是杨柳，又不与颔联的“青青杨柳”重复。
“青青杨柳故乡遥，渺渺征人大荒去。”句写诗人行色之匆匆，戍地之荒凉遥远。“青青杨柳故乡遥，渺渺征人大荒去。”朋友赠送的，带着故土芬芳、朋友情谊的杨柳颜色尚青，故乡的影子就越来越遥远了。“青青杨柳”暗示离别的时间很短，“故乡遥”以见诗人行程之快，行色之匆忙。“大荒去”，言诗人所去的地方之偏远，环境之恶劣。上句从诗人切身的感受落笔写故乡之远去，内心的恋与悲苦；下句从朋友的眼光所及着手，写诗人离去之迅速，所去之地的荒凉，朋友的惆怅。进一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痛。
“苏武匈奴十九年，谁传书札上林边。”句用典自寓，抒发诗人渴求自由、渴求免的强烈愿望。汉武帝时，苏武出使匈奴，被扣押十九年。汉昭帝即位，使人求索不得，汉使谓单于曰“天子射猎上林中，得雁足帛书，言武等在某泽中，乃放还。”杨慎嘉靖三年谪成永昌，到此时正好十九年，尚无赦免的音讯，所以发出“谁传书札上林边”的呼救声，上林苑本是汉天子打猎的场所，此处借指明世宗。此意其呼救之声哀伤悲绝。。
“北风胡马南枝鸟，肠断当筵蜀国弦。”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，道出诗人无法排解、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。“北风胡马南枝鸟”，化衍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（《古诗十九首》）之句。舟中对酒，愁绪更浓，无法排解，无法述说，只好将柔肠寸断的满腔情愫，倾泻到那思乡恋土的蜀国弦歌之中。诗人借弦歌以抒胸，倾吐自己眷恋故土不欲离去的情感，哀绝婉转，催人泪下。
这首诗结构严谨，抒情写意真挚自然。诗歌由朋友的不忍别，想到马上会天涯相隔。再由戍地的荒凉，希望赦免还家。赦免无望更加依恋故土，最后是绝望悲歌声泪俱下。层层相转，感情一层浓于一层。▲
参考资料：
1、周啸天主编,元明清名诗鉴赏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1.08,第340-341页
公元1541年（明世宗嘉靖二十年），杨慎受聘回成都纂修《蜀志》（即《四川通志》），事靖还滇，至东泸因病又回成都。公元1542年（嘉靖二十一年），杨慎病体康复，与内弟、妹夫同游青城山，去观看了新修的都江堰，后不久就取道江阳（今泸州）回滇，在他离蜀时，刘善充曾到锦江发舟处为他饯行，他在暂归故乡又当远行之时，心中无限依恋，写下了这首诗。
参考资料：
1、乔晨华著,中学古典诗歌阅读与欣赏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1年10月第1版,第303页
2、丰家骅著,杨慎评传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12月第1版,第114页
龙洞山农叙《西厢》，末语云：“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”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 童子者，人之初也；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，曷可失也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
盖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长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闻见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，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，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，曷尝不读书哉。然纵不读书，童心固自在也；纵多读书，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，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，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？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事无根柢；著而为文辞，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，非笃实生辉光也，欲求一句有德之言，卒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，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？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！盖其人既假，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，则假人喜；以假事与假人道，则假人喜；以假文与假人谈，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，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，矮人何辩也。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，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，又岂少哉！何也？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，则道理不行，闻见不立，无时不文，无人不文，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《选》，文何必先秦，降而为六朝，变而为近体，又变而为传奇，变而为院本，为杂剧，为《西厢曲》，为《水浒传》，为今之举子业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·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，更说什么六经，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！
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，又不然，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，记忆师说，有头无尾，得后遗前，随其所见，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，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，决定目之为经矣，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？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，迂阔门徒云耳。医药假病，方难定执，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？然则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薮也，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呜呼！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