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、赵括，于十年书晋景公卒，相去二年。而《史记》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、程婴、公孙杵臼共匿赵孤，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。以年世考之，则自同，括死后，景公又卒，厉公立八年而弑，悼公立又五年矣，其乖妄如是。婴、杵臼之事，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，春秋时风俗无此也。元丰中，吴处厚以皇嗣未立，上书乞立二人庙，访求其墓，优加封爵。敕令河东路访录遗迹，得其冢于绛州太平县。诏封婴为成信侯，杵臼为忠智侯，庙食于绛。后又以韩厥存赵，追封为公。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。且自晋景公至元丰，千六百五十年矣，古先圣帝、明王之墓，尚不可考，区区二士，岂复有兆域所在乎？绛郡以朝命所访，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。此事之必然者也。处厚之书进御，即除将作丞，狃于出位陈言以得宠禄，遂有讦蔡新州十诗之事，所获几何，贻笑无极，哀哉！
《 春秋》 在鲁成公八年里记载了晋国杀赵同，赵括的事，在鲁成公十年里记载着晋景公死去．两件事相差两年．而《 史记》 却有屠岸贾想要灭掉赵氏，程婴、公孙杆臼合作藏匿了赵氏孤儿，过了十五年晋景公又立了赵武的说法．根据年代考察，那么，从赵同、赵括死后．景公又死了，厉公即位八年后被救，悼公即位又五年了，景公立赵武的说法错乱虚妄到这种地步．程婴、公孙柞白所做的事，是战国时侠士刺客的行为，春秋时的风尚习惯没有这种人和事．元丰年问，吴处厚因为皇上没有后演，上书请求建立程婴、柞臼二人的祠庙．寻访查找他们的墓地，加以优厚的封爵．皇上命令河东路查访寻找遗迹，在绛州太平县找到他们的坟墓．皇帝诏封程婴为成信侯，公孙朴臼为忠忿侯，在绛州享受庙祭香火，后来又认为韩厥保护了赵氏，被封为公．这三个人都因是春秋时的人在柞德店立祠．再说从晋景公到元丰年间，有一千六百五十年了．古代祖先圣明帝王的陵墓，尚且不能够考查，普通的两个士人，哪里还有墓地存在呢？绛州豁为是朝廷命令查访的地方，就姑且指定别的坟墓编造托词搪塞职贵罢了．这样看来，李情一定不是这样的．吴处厚的奏书进奏给皇上，就被任命为将作垂，他贪图越出本分陈述意见来获得恩宠科禄，于是就有攻击蔡雄的十首诗的事，他获得的有多少？却留下无边的笑标可哀呀！